二十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与反思

罗丰

(宁夏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2)

　　收稿日期：2002-01-10

　　作者简介：罗丰(1962一)，男，宁夏固原人，宁夏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要：宁夏考古，始于水洞沟遗址发掘，至今已发现各类遗址、墓葬二千处，内容涉及石器时代、战国时代、北朝隋唐时代、西夏时期等，依此对宁夏20世纪重大考古发掘作出了历史性总结回顾；同时，也对宁夏考古学的一些深层问题作了前瞻性反思。

　　关键词：20世纪；宁夏考古；回顾反思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一0491(2002)02-0068-08

　　从德日进(p-Teihabd)发掘水洞沟遗址算起，宁夏考古工作已逾80年，业经发现的各类遗址、墓葬近二千处、并且还处于不断增加之中。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某种学术总结，是学术史研究中一种通行的做法，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实际上是伴随着当代学术思潮的兴起，那么经过多半个世纪发展，现在来进行这种总结性地回顾也许是适时恰当的在宁夏地区的考古工作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对以往工作进行深刻的省思更显得犹为重要，其意义或不以地域为限。

一

　　对旧石器考古而言，水洞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遗址，它是旧中国考古活动中被首先发掘的两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另一处遗址则是与之相邻的内蒙地区萨拉乌苏遗址。1923年法国神父桑志华(E · lacent)与德日进教授在今灵武水洞沟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发掘工作共持续了12天，收获是丰富的，采集到的动物化石有犀牛、鬣狗、羚羊、黄羊、野牛、马、鸵鸟：文化材料中有烧骨、石器，石器多达300公斤，其文化时代被确定为莫斯特期或奥瑞纳早期［1］。全部的石器材料最后由法国学者步日耶(H.Brehil)进行研究，他们根据欧洲中部旧石器文化的现成类型概念，对水洞沟石器进行类型学研究。步日耶的总体印象是水洞沟石器工艺处于很进化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他强调当然这是水洞沟中值得注意的材料观察结果，只有进行更广泛的发掘才能对类似的特性作简要的归类［2］。由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决定了材料的可对比性，虽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较少，其年代结论主要建立在岩性分析的层位对比上面，仅以类型学的角度步日耶的研究仍然代表了当时世界旧石器研究的最高水平［3］。1960年中苏联合考古发掘，共获得2000件材料，其中有砍斫器，这和步日耶的结论稍有不同。石器在类型上既有旧石器中期的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晚期特征，与旧石器晚期丁村较为接近，并可能有一定的承袭关系［4］。裴文中等主张将水洞沟与萨拉乌苏合称的“河套文化”分开，称“水洞沟文化”［5］。1980年的发掘进一步支持了裴文中的主张，出土的六千余件石制品表明其在制作技术、风格等方面的显著差异［6］。水洞沟石器与我们其他遗址的石器相比较，有其独特性的一面，或与丁村较为接近，但后者年代较老，前者出土的两个封闭性良好的骨化石铀系法年龄为34000± 2000aB.p和38000 ± 2000aB.p，但14c测年数据为1725± 210aB · p(动物化石)、26320 ±800aB · p(钙质结核)则显得更年轻。依目前而言，把水洞沟遗址看作一种旧石器晚期之初的文化也许是更为恰当的［7］。水洞沟石器制作技术中存在的勒瓦娄哇技术(Lwvallois)，在中国其他旧石器遗址中成份很少。水洞沟石器打制技术获得沿续，上层全新石世石器与下层差别不大，无论在原材料的取舍上、打制技术和器形种类上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在器物数量比例上，雕刻器、尖状器减少，复刃刮削器更少。制作技术上也较旧石器石器显得粗糙，尤其表现在尖状器上。一般认为细石器工艺产生于旧石器晚期，水洞沟细石器出现始于下层，据观察这里的细石器并不十分精细。

　　鸽子山遗址属于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调查结果表明［8］，距今1.2至1万年间风沙沉积形成当时表土壤。这一时期的狩猎、采集经济发生了重要的转化。变化的具体原因主要来自气候方面，由于夏季风变弱引起寒冷，人类为适应环境、气候，其生存方式也有深刻的转变，主要表现在获取食物方式的进步，促使食物量的增长，一些学者曾引述欧洲、近东、美洲新大陆借以说明这种变化的世界性［9］。鸽子山石器已显现出由原来大型石器、石片向着小型、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此后的石器便进入一个细石器工业为主的时代，当然这种转化是相当漫长的。鸽子山的人们减少了迁徙次数，定居生活是我们观察到的生活方式之一。新石器早期的石器仍然包含有旧石器晚期打制石器的某些特征，发现的尖刃器和采用指垫法的修理技术，都可从水洞沟文化中找到共同点。其中有所谓的磨食器(Millirg stone)值得重视，它是主要用于加工种粒和其他食物的工具，磨食器与原始农业有密切关联，而后者则往往与新石器文化联系在一起。精细较小的磨食器被移动的带走，厚重的磨食器只在固定地点使用。

二

　　宁夏典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首推德日进的发现，1923年他在调查发掘水洞沟的同时，在长城外500米处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10］。虽然在他以后出版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并没有公布他发现的材料，但在后来的调查证明，这处长城外的遗址包含有细石器工艺制品、陶片、磨光石器等为主要内容而广泛存在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原始文化。

　　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存调查开始于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多为地面调查，并有少数墓葬清理，采集品多半没有可靠的地层作支持，只能通过类比进行一些简单推测，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发现。就地域来说，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细石器文化广泛分布于黄河两岸沿线，其中贺兰暖泉遗址中［11］，有浅地穴式房址，作方形圆角单开间，门东向，狭长门道，房址中有一圆形火塘，后壁嵌一夹砂红陶罐，边有一付磨盘、磨棒，其形制与仰韶文化房址相近。遗址中可随处采集到燧石、玛瑙、蛋白石、石英、砂岩等制成的细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叶、石镞、石钻等，并常常伴出少量的磨制石器如磨盘、磨棒、石斧、锛、砺石等，一种加工精细的圆头刮削器，是最常见的，形制很小。在这类工具的基础上形成了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在靠近南部的细石器遗址中［12］则发现数量相对较多的陶片，在泥质红陶中，彩陶占有一定的比重，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少量的红彩，图案有三角弧线、条带、网状、圆点等，其风格接近马家窖文化陶器。经济活动中的农业在人们的生活中已发挥重要作用，旱作农业使人们可获得连续不断的食物，使采集活动得以有力的补充。由于这些遗存大多缺少原生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虽然调查材料可以反映出和北方草原地带原始文化共同性的一般特征，但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需以后工作逐步解决。

　　宁夏南部是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深厚肥沃的黄土为原始农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调查发掘资料表明，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这里就有农耕居民，1986年发掘的隆德页河子遗址中［13］，除去仰韶晚期遗存外，还出土有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彩陶，可见这里曾经是仰韶文化分布的西缘。尽管如此，仰韶文化在该地区并没有得到像陕西等地那样充分的发展，而是为兴起的马家窑系统文化所取代。海原菜园马樱子梁遗址［14］，出土的彩陶约占三分之一，以黑彩为主，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相似，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与前者相当。相去不远的曹洼遗址［15］，却是一个单纯的马家窑类型遗存，彩陶以桔黄色居多。马家窑文化系统的石岭下、马家窑类型继仰韶文化之后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石岭下、马家窑类型之后，约与甘、青地区半山、马厂类型同时，宁夏南部地区却发展着一种明显有地域特征文化的菜园类型。这种类型的遗存分布范围广泛，业经发掘的除菜园外，还有固原店河［16］、海原龚湾、海家湾［17］等。从多次发掘材料较为丰富的海原菜园林子梁遗址看，居室有穹窿顶窑洞和半地穴式，根据一座没有扰动过的大面积窑洞推测，菜园人已经具有固定的抽象信仰生活［18］。墓葬形制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横穴土洞、侧龛土洞五种形式同时并存，其中竖穴侧龛、侧龛土洞为其他地区所鲜见，单身屈肢葬甚多流行。陶器以中等体量的小口罐、单耳罐、双耳罐最多，均为平底器，制法是泥条盘筑，未见慢轮修整，以夹砂陶居多，且以蓝纹为主要纹饰。彩陶的数量少，以黑彩为主，也有少量的紫彩和红彩。图案有宽带、条纹、弧线、竖条、斜条、网络、锯齿等纹样，而以网络纹最发达，且往往数种图案组合在同一件器物之上。依照陶器的特征、组合和彩陶纹样母题的对比分析，菜园类型虽是由马家窑类型孕育而来，但与马家窑类型的直系后继者半山、马厂类型相比较表面风格类似实际上却相去甚远；一部器物与常山下层有密切的关系，代表着马家窑类型沿袭风格的陶器却不见于常山下层。应该是一种有着明显地域特色，与半山、马厂类型并行发展起来的独立文化。

　　隆德页和子遗址第二段的遗存，出土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高领折肩罐、夹砂深腹罐、泥质双耳罐、单耳罐、夹砂双耳罐、单耳罐、鬲、斝、盘等。颜色以枯黄、桔红为主，磨光和素面多常见，其次为蓝纹、麦粒状绳纹，有一定数量的附加堆纹和少量的刻划纹、方格纹陶器及彩陶。其中高领折肩、双大耳罐等主要器种，与典型齐家文化秦魏家、皇娘娘台遗址相比，陶色、纹饰、器型大体一致，归入齐家文化范畴或许是恰当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发现的兴隆、上齐家遗存，却有与之相同的陶器特征，而前者则被认为是齐家文化的典型遗存的主要来源［19］。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注意，当然以现有的材料而言，尚不能证明这种推测的可靠性。

　　尽管页和子遗址没有发现类似菜园遗址和第二段遗存在地层上的迭压关系，但后者晚于前者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单、双耳罐、深腹罐、麦粒状绳纹等陶器主要特征，是由菜园类型发展而来。考虑到齐家文化地域发展上的不平衡因素，菜园类型可能是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区这类文化的主要源头。以页河子遗存第二段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受到其东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巨大影响，从而产生了菜园类型所缺少的鬲、斝、盘等二足器新的文化因素。

三

　　气候干旱发生在公元纪年前2000年至1000年间，以后在中国北方地区原始农业区逐渐产生一种顺应气候条件，利用食草动物特性改变人们生产方式的经济。这种专业游牧化经济在公元前800至1000年间迅速在欧亚大陆的草原蔓延，一种以兵器、马具、动物纹样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普遍流行［20］。北方青铜器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但对中国学者来说却是近年才有规模颇巨的研究，虽然这种意愿发生久远［21］。宁夏在青铜器时代典型的西周成、康时期的墓葬在固原被发现，出土有鼎簋、兵器、马具等，被认为是周人势力越过陇山以西的重要证据［22］。后来宁夏则是北方青铜文化集中分布区之一，中原式青铜器逐渐退出，北方系青铜器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零星发现［23］，80年代这类发现数量甚多［24］，从而导致了二处大规模墓地的发掘，彭堡余家庄［25］、杨郎马庄［26］墓地使我们大体上了解这种文化的一般面貌。墓葬集中在某一地区，形制方面有土坑墓、竖坑土洞墓侧室土洞墓等，其中以洞室墓最具特色，显示出另外一种重要序例。它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主要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窑洞形式营造的，墓室中有30°的斜坡。墓室中陪葬大量食草动物马、牛、羊骨，动物骨并不是全体，而是选用头骨做为代表，有时配以蹄骨，每墓从几具到几十具不等，最多达50具。墓主人头低足高现象存在于多个墓葬之中，大多数人仰身直肢葬，没有葬具，头的方向是头东足西，成头东北足西南，是当地的一种重要葬俗。一般认为墓主人头向所表达的思想是表示自身来源或信仰的习俗，北方游牧民族有崇尚日月所生的习俗。随葬品中可称得上农业生产工具的很少，陶器通常只有一、二件，制作较为粗糙。大量的随葬品是青铜兵器、马具和动物纹样的装饰品。管銎啄戈是武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经过逐渐演化成为沿用时间较长的鹤嘴斧。青铜短剑是北方青铜器中标志性的器形、其形态上的由简到繁、由繁至简或两者并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现铜柄铁剑，是一种全新的武器，伴随着铁器工艺的使用，性能优良的铜柄铁剑占居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此以后的许多年间这种武器随北方青铜文化迁徙传入西南地区，成为西南青铜器的重要组成。动物纹样的饰品代表了北方青铜文化的主流，浑体动物鹿、羊、动物牌饰中虎噬鹿，构图集中反映专业牧人在艺术上的追求。动物题材中大多数与内蒙等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非常一致，但也有一些内容为当地所独有，鹿形牌饰是本地制造专供随葬使用的装饰品［28］。骨角类装饰品、马具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它们所采用的原材料是鹿角［29］。鹿亦是当时这一带的常见动物。其中关于怪兽题材的母题，是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由南西伯利亚传入我国北方草原，深刻影响了北方青铜文化。由于流动民族对周围环境改变十分薄弱，他们的居住生活遗迹，很少被发现，使我们无法获得这类文化的确切地层关系。既使在科学发掘的墓葬中也几乎没有打破关系，给确定时代带来一定困难。在研究器物群变化时又缺少考古学中大量使用的陶器，只能选用一些典型青铜器来探讨其年代。宁夏的这类墓葬早期可至春秋时期，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是这种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一活动在旱作农业区的边缘地带，是该文化拥有者的基本特征。根据对余家庄、马庄、倒墩子几批墓葬人骨材料的研究，人体的主要特征性指数却落在了北亚蒙古人种的范围之内，与新石器时代的菜园人群体质人类学特征完全不同。后者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的特点［30］。对于宁夏北方青铜文化拥有者的族属，有人根据文献记载有一些推测［31］。虽然类似的推测在考古学方法上存在着一定明显的缺陷，考虑到这一研究去向取得的一些成绩，仍然获得一些严懂学者某种程度的肯定［32］。在把宁夏地区的北方青铜器与内蒙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所区分时，也涉及到了这种文化的命名，于是有了黄土高原青铜文化［33］、西戎文化［34］、杨郎类型［35］、马庄类型［36］，当然以现有的发现研究，尚远远不足以搞清这些文化间的差异。

　　战国晚期以后，宁夏地区文化趋向与中原秦统一的方向，已经发掘的数百座汉墓在形制随葬器方面与中原系统大体相同。其中固原一些墓葬棺木、人骨均有明显火烧的现象，引起学者的注意，并把他们与文献记载材料联系起来［37］。但一些少数民族墓葬却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同心倒墩子墓地的墓葬形制仍然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系青铜器墓的特征，以土洞墓最引人注目，亦随葬有牛、羊头、蹄骨，值得注意的是没有马头骨。葬具方面除去婴幼儿的墓葬外，大部分都有棺木。随葬品中陶器数增加，多数墓有一至三件不等的陶罐，形制与内蒙、蒙古、原苏联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陶罐纹样一致，据认为是匈奴特征的器物之一［38］。装饰品中则展现出诸多原有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有动物纹铜牌饰、带扣等。来自内地的产品则较为普遍、有漆器、五铢钱币等，这个人群已经采用了定居的生活，随葬的牛、羊说明是以畜牧经济为主，他们生前年龄从几岁到50岁不等，但基本上没有超过50岁。墓主人的族属有匈奴人的推测［39］，但也有戎人后裔的可能［40］。

四

　　宁夏北朝至隋唐考古工作亦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点之一。西晋十六国开始，我国西北地区开始出现一种在墓道上开凿长方形天井做法，北朝时期长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开始流行，天井最初是出于工程营造的目的而出现，后来发展成为院落的象征。彭阳新集发现二座北魏早期的墓葬，均为长墓道，有两个天井，其中M1墓第二过洞上有一个简单的房屋模型，第二天井后有一完整的土筑房屋模型，二屋前土筑房屋完全覆盖于封土之下，构成一完整庭院［41］。封土发掘应受到特别重视的理由被大家充分得到认识。这种长墓道、多天井、洞室墓葬，在北周时期被固定下来，李贤墓有三个天井［42］，宇文猛墓［43］、田弘墓则有五个天井［44］，墓葬全长在四五十米以上，是北周贵族最多采用的墓葬形式。隋唐长安周围墓葬中高级官员多沿用。人们在研究隋唐墓葬形制时认为天井象征多重院落，甚至其数量的多寡往往与被葬人品级高下有关［45］。以固原、西安二地隋唐墓葬比较分析，这种意见并不能获得充分支持。墓葬的被盗与坍塌，是我国古墓葬中最常见的两种迹象，为以往考古发掘中所忽视。唐史道洛墓的发掘复原了墓室坍塌的过程，盗墓发生之前墓室顶部有过小规模的塌落，因盗洞被宋代扰沟打破，可知被盗于宋以前，在自然力作用下，大量动物骨骼、石碑碎块沿盗洞进人墓室，后经两次塌落。经过对动物骨骼的研究，确认了有狗、马、牛、羊等八种动物的存在，对了解当时该地生态环境及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北周田弘墓的盗洞中我们又了解到了盗墓者盗窃墓志时的方法，即不断挖侧洞换力，逐步向上移动，但最后在距地面4米时由于突发原因使盗者放弃了向上搬运［47］。

　　夫妇合葬是北朝隋唐大中型墓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去考古发掘中除在墓中发现不同遗物和墓志记载而外，具体的合葬过程却不被发掘者观察到。田弘墓的发掘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合葬的迹象，在墓道至第五天井预留一个纵向剖面，剖面显示墓道至第三天井在被回填后，没有重新开启迹象。第三与第四天井之间在营建和二次葬之间曾坍塌，两天井被连在一起，二次葬礼时由此进入墓室，墓室中随葬品得到清理，以保证合葬所需空间。

　　北朝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继东汉之后壁画墓又一个兴盛时代。在1983年北周李贤墓发掘之前，学术界对于北周墓室壁画知之甚少。李贤墓墓道绘制执刀侍卫，天井过洞上方绘门楼，墓室中有执鼓乐侍女。田弘墓墓道天井没有壁画，墓室之中有三壁绘侍卫，西壁南侧绘侍从群像，从残留下的足部看有女性，虽然二墓年代接近，从绘画风格上则表明他们来自二个工匠集团。这二座壁画的基本构图形式为隋史射勿墓所沿袭，墓道、天井两侧有执刀侍卫，尤以幞头执笏侍宦为初见［48］，在此以后的唐墓这一形象成为墓室壁画中最常见的人物题材。隋唐墓葬的基本形式到壁画内容都可在北周墓葬中找到渊源关系，因此后者可视为前者重要的来源。

　　以牛车为中心的大规模陶俑组合形式，在西晋时已被固定下来，彭阳新集北朝早期墓沿续了十六国晚期直至西晋陶俑的组合形式。形成以牛车为中心随葬甲骑具装俑、武士俑、文吏俑、女侍俑的出行仪仗群，其中甲骑装俑反映了十六国以来的新因素。用鼓角俑做为主要力量是该墓鼓吹军乐俑组合的一种重要特色。北周的这类陶俑虽然数量有大量增加，但体积却在明显缩小，多用半模制成，经焙烧后彩绘，无论固原还是西安贵族墓出土的陶俑，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与精美的北齐陶俑相比显得较为粗糙北周、北齐经济实力，地域风格的差异，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外在因素之一，但两者悬殊的内在原因暂不能有令人满意的结论。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被认为是北朝画迹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确切年代在北魏孝文帝太初十年(486年)左右，漆棺人物虽着鲜卑人装束，反映的内容却是中国传统神仙思想、孝悌思想，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实物佐证［49］。

　　北朝隋唐墓中发现由中亚、西亚传入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最为引人注目。凸钉装饰玻璃碗，对于确定萨珊王朝类似玻璃制品年代具有标尺性功用［50］。鎏金银瓶腹部打押三组人物内容是希腊神话故事，是一件具有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利亚制［51］。镶宝石的金戒指、银装铁刀［52］、蓝色帕勒维铭文宝石印章［53］，有日、月图案的金覆面［54］，都是由中亚、西亚传入的奢侈品。田弘墓出土五枚东罗马列奥一世(Leo Ⅰ)、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的金币是中国境内发现东罗马金币最多的一次。

　　隋唐时期宁夏地区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互动频繁，一些墓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些民族的认识。同心韦州发现的吐谷浑墓［55］、青铜峡发掘铁勒契芯氏墓［56］、盐池窨子梁发现一处中亚何国人后裔的墓群，墓地形制与中原地区流行形式大为不一，依山坡地势凿岩而成，有单室、双室、多侧室等数种，尸骨的处理也有单葬及多人合葬一室，似有二次葬的痕迹，是一种独特的葬俗。墓葬早年间被盗，出土遗物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M6墓石门上各刻有一名中亚形象的胡人男子在跳舞，据认为是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的胡旋舞［57］。固原南郊史氏墓地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计划发掘、研究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墓葬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一些有价值的遗物在已发掘的9 座隋唐墓葬中7座有墓志，据载他们是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后裔，维持一种聚族而葬的习惯。墓葬虽与典型的隋唐墓葬形无二制，一些特殊遗物却值得注意，每墓均出一枚萨珊银币、东罗金币或其仿制品、萨珊金币仿制品，口含或手握于墓主人，是一种独特的葬俗。其人骨经资深体质人类学家鉴定，主要数据与蒙古人种有较大差异，接近于高加索人种的河中类型［58］。

　　采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须弥山石窟是北朝隋唐考古的另一项重要成果，通过一系列的类型学研究，将须弥山北朝至隋唐时期石窟造像，分为七期，在石窟年代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对没有明确纪年造像的研究具有标尺性的贡献［59］。当然在方法学上过于配合分类与断代需要而操作上格式化的分类，凸显了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有将复杂内容简单化之嫌，类似的情况当不独限于须弥山石窟。

五

　　西夏文书、艺术品在20世纪初有两次重大的发现，与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2千多册西夏文文书，几百幅艺术品［60］相比，1928年灵武知县余鼎铭修城墙时发现的两大箱西夏文书就鲜为人知了［61］。这批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主的西夏文书，是元朝大德年间在杭州路(今杭州市)大万寿寺印刷的印本，散施于宁夏路等处寺院，据研究印本是采用木活字技术印制而成［62］。近年来一些重要的西夏文书、艺术品的发现有赖于诸多西夏佛塔的维修或突发事件。宏佛塔［63］、拜寺口双塔［64］、108塔［65］的维修中在天宫、塔刹等部位发现大量绢质彩画、彩绘泥造像、彩绘木雕菩萨、女伎像、上乐金刚、彩绘桌、椅、绢纸花等，西夏文木雕板2000多块，还有蒙元时期的银币大朝通宝、中统宝钞等。西夏流行的藏传佛教是在特殊政治、经济背景影响下盛行起来，这些佛塔、寺院遗址是西夏国的重要寺院，显示出西夏佛塔、佛寺的独特风格。艺术品中以唐卡最为突出，这种丝质工艺为主的彩色绘画，在内容上接受西藏密教艺术的深刻影响，汉地佛教影响也存在唐卡之上，据认为是一个重要特点［66］。它们基本上是在12世纪左右制造的。

　　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后，考古工作者进行清理时发现至十多种西夏文书、仁宗皇帝发愿文等。方塔建于西夏大安二年(1075年)，它保留现存唯一塔心柱从底层直贯塔顶这一唐塔的作法。汉文书表明西夏盛行华严宗。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译自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藏文原本或已佚传。印本中有一些例字现象说明它是采用木活字技术印刷而成，是已知世界上现存的最早木活字印本，是一项展示中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的重要成果［67］。西夏王陵埋葬着西夏九位皇帝，陵区东西宽五公里，南北长十公里，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调查、发掘开始，一直是宁夏考古工作的重点，通过20年的工作已经基本搞清了陵园的构成［68］。每座王陵都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由角阙、鹊台、神墙、碑亭、内外城、灵台等组成，占地面积达十万平米以上，平面上强调对称。已发掘的三号、六号陵碑亭中出土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及与北宋、吐番、女真、契丹等王朝民族关系［69］。六号陵为长墓道，多室土洞墓，与汉唐以来流行土洞墓差别不大。王陵附近分布着二百余座陪葬墓，经发掘墓道为阶梯式，陪葬有石狗、马、铜牛、织物等［70］。由于王陵全部遭致盗掘，所留遗物甚少。

　　西夏考古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几处西夏窑址，使以往鲜为人知的西夏瓷确立了在中国陶瓷史上独特的地位。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灵武窑的调查、发掘基本上解决了西夏瓷器的年代与分期问题［71］。窑址沿续的年代较长，可分五期，最晚可至清代，三期以上基本上属蒙元以前，最早可推至西夏早期，与宋金时期流行的题材特征一致，其中“春水秋山”的主题亦似从辽代传入。扁壶则反映出西北游牧民族生活特征，成形十分复杂，仅胎体在尚未完全干燥情况下粘接就要制造者有极高的技艺。装饰技法上有刻釉、剔刻釉、剔刻土、刻花、点彩、镂空等，其中剔刻釉占有突出地位，是装饰的一大特点。装烧工艺上直接受山西同期窑的影响，其产品部分为官府生产，生产的较粗器物或为民用。其规模与产量、质量可与辽、金两期相比，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结论。证实西夏国有高度发达的制瓷手工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国力的总体水平和与之相称的文化水平。与灵武窑相去不远的回民巷是另一处重要窑址［72］，其造型特征虽与灵武窑基本一致，但表面装饰却与之有较大的区别，以印花为主，受陕西耀州窑影响较大，产品的质量则略高于灵武窑。

六

　　人们做学术回顾首先所想到的是未来学科的发展，根据以上20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总结，本地区或值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有所进步、发展，进而使我们对考古学一些深层问题有所思考。

　　1.二万至一万年之间被认为是人类生产类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弄清各种石器出现或消亡的原因、时间、速度，成为考古学家所追逐的目标，水洞沟遗址中旧石器晚期及鸽子山盆地遗址的大体年代均落在这一范围之内，水洞沟遗址上层已经发现八千年左右的磨制石器，早期新石器因素应成为我们寻找的重点。围绕着新、旧石器过渡时期气候、环境演变所带来的人类在获取食物时的变化，即新石器农业起源，其中重要的成份由何而起，虽已有些工作，但距真正解决问题尚有很大的差距。相较之下，建构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北部新旧石器衔接是工作的重点。南部新石器中晚期一些遗址或成为解决齐家文化来源的重要源头。

　　2.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游牧、畜牧民族文化，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宁夏地区在地理、气候上正处于农、牧业分界线之中，我们已经发掘几批处于专业游牧化之中的游牧、畜牧民族墓地。但在专业游牧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遗址、墓葬尚未被发现，这种文化突然进入的外部证据，及迁徙、扩散的直接证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3.北朝至隋唐是我国与其他周边甚至遥远国家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大量的其他民族流寓中国，宁夏正处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丝绸之路孔道。关于这一课题研究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国际间合作的经验。该时期考古出土器物的琳琅满目，使发掘者目不应暇，而田野考古的目的在于谋求信息量最大化的攫取，一些重要的迹象只有也只能在田野发掘时获取，并不是在田野工作结束后再做一些牵强的主观臆断。例如关于盗墓、合葬等习俗虽有令人兴奋的个案，但要推衍到普遍意义上则需要有更多深入工作作为支撑，这时田野考古的旨趣才能得以充分凸显。

　　4.西夏考古作为宁夏考古工作的重点理应受到加强。西夏陵应通过一些有重点的地面遗址发掘，搞清每个园陵的布局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灵武窑与回民巷二处窑址面积多达二十多万平方米，现发掘仅为800平方米，现有结论或不周全。西夏佛教寺院，过去仅以佛塔为中心，而对寺院遗址的其他建筑、平面布局均未曾涉及。西夏国都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以往在这方面我们毫无作为，几乎是一空白，值得我们投入大力量去做。

　　5.以上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有赖于我们具有一支高素质的考古研究力量，目前这支队伍从原始资料的获取，技术手段、研究资料的方法及学科理论的掌握等诸方面都有值得进一步省思的地方。考古学者能力的培养亦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以往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考古学科本身知识的增长，忽视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背景的训练。而影响一个学者思维习惯的不但有其专业知识，其背景知识往往也占主导地位。理论在某一个学科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考古学亦不例外，无论愿意承认与否，研究材料的本身过程都有意无意的存在着某种理论支撑，如果不是这样，研究的材料不会自动上升到解释层面。具体到中国考古学而言，其环节是薄弱的，其技术层面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地层学、类型学，但这二者更像方法论。任何情况下地层学都是表示年代特征的基本方法，类型学中遗物所包含的是相对年代的基础，就中国材料的广大繁多而言，它们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深究起来，二者仍然存在着局限性［73］。许多研究只停留在分类、描述的形式上，恐怕与方法上的单一不无关联。类型学在历史时期后期考古学上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过于迁就类型形式需要，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作为解释前题的种种基本要素，并没有被一一仔细考虑，最后结果只能作个人主观色彩浓郁的推测。

　　对于中国考古学，张光直有一些深刻的思考和殷切的希望，其中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则最具针对性，恐怕任何不存有偏见的学者都不能忽视这一忠告，或许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三点期待将值得成为我们所努力的目标。尽管中国考古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也不必质疑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是否真正到来，只要看看从技术到分析层面的缺陷或不足，就会深切地感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2］［10］ M·Biule，H·Licent，et P·Tleihabd,Lepaleolithigue de Teilhard，Le paleolithiguede Ia Clime，1928，此据彭贤治、杜忠罄中译本《中国的出石器时代》，北京，1981年，152页，153页，22页。

　　［3］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53页。

　　［4］贾上坡等：《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8卷，第1期，75—80页。

　　［5］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1955年，科学出版社，53—89页；邱中郎等：《二十六年来的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56—59页。

　　［6］宁夏博物馆等：《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439—449页。

　　［7］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人类学报〉2000年19卷第4期，276—277页。

　　［8］王惠民等：《青铜蛱鸽子山遗址调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7页；R.G.Elston.The Archaoloy of the Pigeon Meumtaim Baeim Ningxia：Implications for the Paleolithc-Neolithic Transition North China，Janurary，1997， ppl-260。

　　［9］Flannery， 1969，pp73-100，转引自注［8］ pl。

　　［11］参见钟侃：《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155页。

　　［12］宁笃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及墓葬调查》，《考古》，1959年7期，329—331页；宁夏地志博物馆：《宁夏铜峡市广武新田北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1962年4期，170—171；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5期，227—231、241。

　　［13］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158—195页。

　　［14］宁夏考古研究所等：《宁夏海原园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1—14页。

　　［15］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宁夏海曹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3期，206—209页。

　　［16］宁夏考古实习队等：《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遗址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8期，673—677页。

　　［17］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5期，290—291页。

　　［18］李文杰：《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版社，1992年，307—327页。

　　［19］参见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1、2期，后收入氏著《中国北方考古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131页。

　　［20］参见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1993年231—408页。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1期，45—61页；《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46—59页。

　　［21］高去寻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讨论了山西李峪出土的青铜器与期基泰西伯利亚艺术(Scytho-Siberian Art)之间的关系，指出铜器的纹饰显然受到欧亚原游牧民族文物影响(参见氏著《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本第四分，1999年，905—1006页。

　　［22］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11期，982—986页。

　　［23］钟侃：《宁夏固原县出土的文物》，《文物》，1978年12期，86—88页。

　　［24］钟侃等：《宁夏南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203—213页；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队：《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9期，773—777页；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青铜短剑墓群》，《考古》， 1989年11期，1971—1980；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来发现的北方系铜器》，《考古》，1990年5期，743—750页。

　　［2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周原余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3期，55—63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彭堡余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1期，79—160页。

　　［2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1期，13—55页。

　　［27］《史记.匈奴列传》卷110载：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首领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中华书局标点本，2892、2899页。

　　［28］三宅俊彦等：《马庄墓地出土の鹿形饰板について》，《草原考古通信》，1985年N06，东京草原考古研究会，15—23页。

　　［29］小田木治太：《へいわゅゐ“中国北方青铜史文化”の鹿角制马具》，《天理参考报》，1995年第8号，77—90页。

　　［30］参见韩康信：《宁夏彭堡余家庄墓地人骨种系特点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1期，109—124页；同名《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与体质类型》，《海原菜园》科学出版社，即出版。

　　［31］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8期，743—750页。

　　［32］林沄：《关于中国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136页。

　　［33］［35］许成等：《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考古学报》，1993年1期，1—10页。

　　［34］［40］罗丰：《以陇山为中心甘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29—49，42页。

　　［36］三宅俊彦：(中国古代北方系青铜器文化の研究》，国学院大学，东京，平成11年，230—251页。

　　［37］姚蔚玲：《略论宁夏两汉墓葬》，《考古与文物》，2001年1期，81—90页。

　　［38］［3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3期，333—355页。

　　［41］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9期，26—42页。

　　［4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周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期，1—20页。

　　［4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34—147页。

　　［44］［47］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北周田弘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33—34，56页。

　　［45］李求是：《谈章怀、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7月，45—50页。

　　［46］［58］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60—71、296—321、264—295页。

　　［48］宁夏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10期。

　　［49］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1页。

　　［50］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0年2期，173—181页。

　　［51］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3期，311—330页。

　　［52］杨泓：《略论北周李贤墓的陶俑和铁刀》，《宁夏文物》，1989年总3期，10—16页。

　　［53］［54］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240—247，103—105页。

　　［55］钟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32—35页。

　　［5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48—156页。

　　［5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43—56页。

　　［59］陈悦新：《须弥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华夏考古》，1995年4期，78—94页；林蔚《须弥山石窟唐代洞窟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116—137页。

　　［60］柯滋洛夫：《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陈炳应节译，氏著《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499—501页。

　　［61］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9，民国十六年九月丁巳条。

　　［62］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11期，8—10页。

　　［63］于存海等：《贺兰县宏佛塔》，《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55—75页。

　　［64］于存海等：《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同上，76—101页。

　　［65］雷润泽等：《青铜峡108塔》，同上，102—113页。

　　［66］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4—28页。

　　［6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9期，4—20页；牛达生：《西夏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同上，58—64页。

　　［68］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60—68页；许成等编著：《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69］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3—37页。

　　［70］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71—76页；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同上，77—80页。

　　［7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72］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窑回民巷窑址调查》，《考古》，1991年3期，224—226页。

　　［73］参见藏振华：《中国考古学的传承与创新——从〈历史语言所工作旨趣〉说起》，《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史语所论文集之六，2000，151—172页。

　　［74］张光直：《台湾考古何处去?》，氏著《考古人类学随笔》，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78—79页。后又在《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一文中重申，同上书页139—140页。藏振华又补充“课题深入化”、“资料细微化”二点，见氏著《中国史前社会的确定——回顾与展望》，《跨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67页。

　　本文出自：《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68-75页。